我们就这么出发了。我记得那天还没亮，我妈给我塞了两个干巴巴的白面馍郑州配资服务，那是我家最后一点细粮了。我背着个破布挎包，二叔扛着两条长板凳，板凳上绑着咱爷俩的镰刀。我们先是走了十几里山路，然后蹭上了一辆拉砖的手扶拖拉机，那拖拉机突突突地响，震得我脑仁疼。
到了关中平原，那景象跟我家那边完全不一样。一眼望过去全是黄澄澄的麦子，天可真热啊，太阳毒得像是要把人晒化了。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遇到老王家的。
老王是渭南那边的地道农民，长得黑红黑红的，一笑满脸都是褶子。他家地多，足足有十几亩，可家里就他和他婆娘两个人能下地，儿子去外地当兵了。老王在路口守着，一看见我和二叔，就赶紧跑过来说，这两位师傅，帮我家割麦子不？管饱，工钱也好商量。
二叔看了看那地里的麦子，点了点头，说行。
那活儿真不是人干的。我以前在家里也干活，可没这么拼命过。天还没亮，二叔就把我推醒了。地里的土踩上去凉冰冰的，可只要太阳一出来，那土就变得滚烫，烫得脚底板疼。
我弯着腰，左手抓麦子，右手挥镰刀。刚开始我还觉得挺有劲，可干了不到两个钟头，腰就酸得跟要折了一样。那麦芒真讨厌，顺着脖子往衣服里钻，扎得人又疼又痒，一会儿工夫，脖子上就全是一层红疙瘩。
二叔割得真快，他总是在我前头。我累得实在受不了，就直起腰来喘口气。二叔头也不抬地说，别老站着，越站越累，弯下腰干就忘了。我看着二叔的脊背，汗水把他的衬衫全浸透了，贴在身上，颜色深一块浅一块的。
晌午的时候，老王家的婆娘给送饭。那是真的大碗面，面条擀得劲道，上面还浇了一层红油辣子。老王家人实在，还特意给我们弄了一盘凉拌黄瓜。
我当时饿极了，端起碗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老王就在旁边蹲着，给我们倒水，那水是井里刚打上来的，喝一口凉到心窝里。老王说，师傅，慢点吃，锅里还有。这活儿累，得多吃点才有劲。
我记得我有次手磨出了血泡，疼得攥不住镰刀柄。我当时心里委屈，特别想回家，想我妈。我坐在地垄沟边上，低着头不说话。我那时候真的很紧张，怕二叔骂我没出息，也怕老王觉得我不顶用不给工钱。我两只手死命地抠着裤缝，指甲盖都抠进肉里了，心跳得特别快，嗓子眼干得像冒火。
老王看见了，啥也没说，回屋拿了一小瓶紫药水。他那双长满老茧的大手，小心翼翼地给我涂药。他说，娃呀，第一次出门都这样，歇会儿，不碍事。二叔在一旁蹲着抽旱烟，也跟着附和了一句，说，听你王叔的，歇会儿吧。
那一刻我真的觉得老王这人真不赖，比亲叔还亲。
我们在老王家干了整整五天。这五天里，除了睡觉，基本都在地里。晚上我们就睡在老王家的麦场上，铺一张席子，闻着那麦香和泥土味。虽然累，但心里踏实，因为知道干一天就能挣一天的钱。
到了最后一天，麦子全部入库了。老王把我们请进屋里，桌上摆了好几个菜，竟然还有一盘腊肉。老王还给二叔倒了杯自家酿的粮食酒。
老王从怀里掏出一个手绢包，一层层揭开，里面全是毛票。他数了又数，递给二叔。二叔接过钱，也数了一遍，然后揣进怀里。
我们要走的时候，老王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。他手里还提着个布袋子，里面装的是干粮和几个煮熟的鸡蛋。他把布袋子往我怀里一塞，说，娃，路上吃。
老王看着我，又看看二叔，眼眶子一下子就红了。他这人平时挺爱说话的，那会儿却半天没吭声。最后，他拉着二叔的手，声音都有点颤了，说，你们走了，以后还来不？是不是这辈子都不来了？
我当时心里酸溜溜的。我知道，那时候交通不方便，离得又远，这走了可能真的就见不着了。关中这么大，明年我们又会去哪家的地里割麦子呢？
二叔拍了拍老王的手背，说，老哥，看缘分吧。只要还能动，肯定还来。
我们走出了老远，回头看，老王还站在那个土坡上往这边看呢。他的影子被夕阳拉得老长，显得特别孤独。
回去的路上，我一直没怎么说话。二叔问我，后悔出来不？我说，不后悔。
其实我心里想的是，老王那句“是不是这辈子都不来了”，听得我真难受。在那个年代，大家活着都不容易，可这种在地头结下的交情，却真得让人想哭。
后来我也确实没再见过老王。那把镰刀早就生锈了，二叔也老得走不动路了。现在的年轻人割麦子都用大机器，轰隆隆过去，一会儿就干完了，再也没人去当麦客了。可我偶尔闭上眼，还能想起87年那个夏天，想起老王家那一碗热腾腾的大碗面，还有他红着眼眶送我们的样子。
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真的人心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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